2014年的一季度，已经滑过大半。平淡中*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不知疲倦的“地王”，各大城市的稀缺土地继续被疯抢，土地市场持续升温。北京市土地整理储备中心即将在2月出让的经营性地块合计有16宗，合计建设用地面积为242.6万平方米，其中已经公示了挂牌起拍价格的7宗地块，总底价已经达到175.16亿元。 业内人士表示，预计北京2月土地出让金有望再次突破400亿元。土地热得烫手，房价必然水涨船高。

    早在2013年初，在新国五条出台之际，共35个城市公布年度房价控制目标，北京、上海明确房价“基本稳定”，其他城市则承诺房价涨幅不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。但至2013年底，经济观察报记者综合多方数据了解到，上述35个城市中，以房价基本稳定为目标的上海、北京，2013年12月新房价格同比涨幅均超过20%。其余城市房价涨幅不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幅的，仅有5个。

    如此疯涨的房价不得不让人们对曾被寄予厚望的“问责制”失望。仔细算来，稳定房价工作考核问责制，已走过四个年头。2010年4月，新国十条提到建立考核问责机制；2011年1月，新国八条要求各城市公布年度新建住房控制目标，未如期公布目标、新房价格涨幅超过目标的，监察部、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视情况问责；2013年2月，新国五条重申考核问责制度，省级人民政府加强对所辖城市的督查、考核和问责工作，对执行住房限购和差别化住房信贷、税收等政策措施不到位、房价上涨过快的，进行约谈和问责。“问责制”现在是不是该兑现了？但我们发现“问”是问了，2013年底的全国住房城乡建设工作会议上，全国上百位分管房价的副市长均与参会。然而，“责”谁来承担却没有下文，既未看到对各城市房价目标的考核结果公示，亦未见到哪个城市的长官因房价目标未达成而被究责。

    高分贝吼出的“军令状”，何以掉在了绵软的气垫上？

    不妨看一组数据，以土地收益为主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，北京、上海、大连、重庆、广州2013年分别为1841.8亿元、2340.4亿元、655.1亿元，1699.8亿元、946.3亿元，出现53.7%、172.7%、38.7%、12.8%、98.3%的同比大幅增长。如以地方公共财政预算、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三本账合为一项地方财政指标，上述五城市土地出让金占上述地方财政指标的比例在2-4成间，数值分别为32.8%、33.9%、22.6%、35%、39.1%。全国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达到4.1万亿元，同比增44.6%，刷新了2011年土地出让金收入3.15万亿元的历史高位。

    再看另一数据，2013年，全社会融资额共17.29万亿，而房地产业的到位资金超过12万亿，占比70%，土地有如超级杠杆撬动了几十个相关产业，可以说房地产几乎唱了一出年度经济投资中的“独角戏”。甚至可以说房地产投资好，那GDP数据就会好，政绩就好看。

    那么，这个责问不出来，原因也就在这些数据里，市政建设、棚户区改造、区域发展等等这些政绩的标签，都离不开土地财政的支撑。不买地，钱从哪里来呢？

    房价控制不好只是会被“约谈”，但卖地搞建设，经济增长快，就有好“政绩”，手有政绩，约谈也不会心慌；房价控制到位了，但GDP数据不好看，政绩从哪里找？没约谈才心慌。理性的官员们自然会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。

    因此，房价问题的解决需要从政绩观上下手，虽然2013年底中央已经下发《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》，提出各地领导干部政绩考核要突出科学发展导向、完善各项评价指标、加强对政府债务状况的考核、加强对政绩的综合分析等硬要求。但是目前看来，这个通知起到的作用并不明显，地方官员的意识扭转尚需时日。如果政绩评估减轻对发展速度要求，加大对发展质量的衡量；轻数据，而重民生幸福指数，如此，官员才可能会更重视房价这个直接决定民生幸福感的指数跌不跌，而不是土地出让金的数字涨不涨。“问责制”不是一个基于系统性调理的治本之道，地方政府左手调控、右手卖地，问责制要求马儿跑又要求马儿不吃草，显然不可能。也因此，房价大涨问责，看似是问地方，实际还应问中央。毕竟，影响房价的因素，除了地方开发商垄断和土地财政高价卖地，实际还有事权财权、土地制度、货币制度等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。

    现在，我们希望一直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的房地产“长效机制”能够尽快建立，用更合适的办法来替代目前的短期调控，已经多次尝试的调控和问责，都不能让房价退烧，几乎就剩下一条路，现在就看政府愿不愿意让市场调节占据主导地位，由市场来决定房价的变化和走势了。